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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的小说《最后诊断》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你进入医院，虽然你遇不到他，但是相比其它任何部门，他们对病人的影响最大。”而“他们”就是指病理科医生。

有人说，病理科医生是“医生的医生”，是“医生中的福尔摩斯”。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也曾说过，“病理学是医学之本”。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病理科医生能在疾病精准诊断中发挥什么作用？病理学的发展前景又是怎样的？

由国际病理学会中国区分会（以下简称CDIAP）主办、中国科大及中国科大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第11届亚太国际病理学会（以下简称APIAP）学术大会近日在安徽合肥召开。此次大会以“精准医学时代下一代病理学发展”为主题，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名病理学知名专家学者通过深入交流讨论，为病理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份可借鉴的路线图。

病理学是什么？

2009年，一个七岁男孩腹部疼痛，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所在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怀疑其患有肠套叠，可是却找不到发病原因。在征得家属的同意后，医生对孩子进行了腹腔镜微创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男孩小肠部位有个三公分大小的隆起。术中，医生将隆起部位切下一小块，送到病理科。

卞修武团队经过检测，初步诊断是一个淋巴瘤。可是，淋巴瘤有很多分型。该团队再次通过基因和蛋白检测发现，这是一个来源于B淋巴细胞的特殊类型淋巴瘤，恶性程度极高，但这种肿瘤对化疗很敏感，只要得到及时正确的化疗，就可以痊愈。由于得到了精准诊断，男孩及时得到了全套正规的化疗方案救治。2019年，手术之后的第十年，男孩考上了大学，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

这只是众多病理精准诊断案例的一个缩影。在许多人眼里，病理科只是一个辅助科室，是为临床科室服务的。其实，病理学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是从病因、发病机制、形态变化及功能损害等方面入手来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

简单来说，病理学是通过显微镜对疾病标本进行分析，并作出诊断，再将诊断结果交由临床医生诊治，是为临床医生的治疗提供依据和指导方案的。目前，病理诊断是肿瘤各种检查方法中最可靠的精标准，也是疾病最终诊断的关键依据。病理诊断的准确性决定了后续治疗的有效性。

在第11届APIAP学术大会上，卞修武提出，“随着精准医疗时代的到来，病理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精准治疗的前提就是精准诊断，而精准诊断要靠病理科医生。”

发展与挑战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现代医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由传统的粗放式医疗模式向个体化医疗模式转变。CDIAP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教授吴秉铨认为，病理学作为医学领域的重要基础学科，信息量大、综合性强，毫无疑问将参与个体化精准医疗。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研究室主任步宏教授的观点是，在传统的组织病理学基础上，沿着分子病理方法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发展方向，病理学将在个体化精准医疗时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86年，在我国一批病理专家的推动下，CDIAP成立。病理学家佘铭鹏、吴秉铨、方伟岗、卞修武等历任分会主席。经过多年发展，在广大中国病理医师的协同创新和共同努力下，CDIAP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提高中国病理学的国际影响力和推动中国病理学事业的长足发展做了诸多重要工作。

2005年，CDIAP在北京成功主办第4届APIAP学术大会，在业内产生了深远影响。2017年，经过激烈角逐，中国从众多申办国家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11届APIAP学术大会的申办权，会议最终登陆合肥。本次会议召开期间，由卞修武牵头的中国科大智慧病理研究所在中国科大附一院成立。该研究所将致力于下一代病理诊断研究，这也正是中国科大“理工医交叉融合、医教研协同创新、生命科学与医学一体化发展”的新医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病理学的未来发展，专家们充满希望，也深感任务艰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5年生存期意味着癌症病人经过治疗后，能生存5年以上，90%以上的病人可以治愈。目前，中国每年新确诊的癌症病人超过390万，研究新的药物靶点、开发新的治疗药物，是战胜肿瘤的最关键环节之一。近年来，卞修武团队首次提出“肿瘤血管构筑表型”，为治疗癌症提供了全新思路。

卞修武认为，建立有效、标准、规范的病理数据库，实现区域的、国家的单病种和多病种数据共享，并将数据提供给智能诊断平台，是病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病理学这个疾病诊断的‘福尔摩斯’将会插上智慧的翅膀，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人民健康造福。”目前，部分数据库正在规划中，有些已经开始建设。

困难与希望

病理学未来还有哪些难啃的“硬骨头”？

虽然病理工作意义重大，但因为不是临床学科，并非医学学生选择的热门。中国医师协会病理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南方医科大学病理系主任、南方医院病理科主任丁彦青教授坦言，目前全国有执照的病理科医生只有9000余人，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要求，病理科医生缺口高达9万人。

对此，卞修武认为，“病理科医生承担的风险高、责任大，可是收入低、培养周期长，影响了人才队伍建设。”多位专家呼吁，通过规范化的培训，提高病理科医生执业能力、完善学科定位，让病理科医生得到同所承受风险相符合的收入。

CDIAP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教授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大医院的病理诊断水平与国外相差并不大，国外的医疗体制发展相对更加成熟，希望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一步缩小差距。

卞修武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画面：有一天，病理科医生躺在家里的沙发上，或坐在高铁上、飞机上，通过智慧取材，控制着远方的手术标本，准确找到病变，并将扫描出来的数字化病理上传到云端，与全世界的同类型疾病诊断结果相比较，得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诊断。

希望那一天能够尽快到来。